1923年1月1日,北洋政府从日本手中正式接收被日本占领八年多的胶济铁路。此后,一个名叫“圣诞会”的民间组织也踏着鼓点,在青岛四方机厂正式成立了。

四方机厂是德国修建胶济铁路的配套工程,主要从事蒸汽机车、铁路客货车辆的修理和组装,初名“胶济铁路四方工厂”。1914年,日本占领胶济铁路后,改名“山东铁道青岛工场”。1923年,中国政府收回后,改为“胶济铁路管理局四方工厂”。同年4月,改称“四方机器厂”,于是有了“四方机厂”这个简称。

这个“圣诞会”与西方的“圣诞节”没有丝毫关系,更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它的成员,全是一群匠人,不是铁匠,就是木匠,或是油漆匠。

郭恒祥发起“圣诞会”

“圣诞会”的发起人叫郭恒祥。

郭恒祥(1894年－1929年),又名郭月庭,山东章丘人。幼年时父母病逝,跟兄嫂长大成人。1911年春,与二兄郭恒贞乞讨关外,到日本人侵占的辽阳南满铁工厂当学徒工。1913年,来到四方工厂做工。

郭恒祥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胶济铁路收回后,以他为首的铁工首先组织了“老君会”。因为铁匠炉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相通,所以太上老君也就成为铁匠的祖师爷。民间的一些行会,往往拉一尊大神来护佑,这也是惯例。

不久,郭恒祥又提议将“老君会”与木工组织的“鲁班会”、油工组织的“葛仙翁会”(东晋道教炼丹家葛洪)合并,成立“圣诞会”。这个“圣诞会”,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协会。

人多力量大。郭恒祥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响应。大家选举郭恒祥为会长,张吉祥为副会长,郭学濂、耿化山为评议长；还制定了《“圣诞会”会章》,规定会员每年捐献一日薪水作为活动经费,每年农历二月十五为“圣诞日”。按照中国民间说法,这天是太上老君的生日。

他们报请胶澳商埠警察厅及胶济铁路管理局备案,成为一个可以公开活动的工人行会团体。

这年3月31日是“圣诞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圣诞日”。他们请来了戏班,唱戏庆贺。郭恒祥当众宣布“圣诞会”正式成立。会员每人佩戴有一枚“圣诞会”银质徽章。

此后,该会逐渐成为工人的依靠,大家遇有困难,如受到工头欺负、家务纠纷等,都找“圣诞会”调解处理,其影响逐渐扩大。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圣诞会”竟然引起一个年轻政党的关注,这就是刚刚诞生才两年的中国共产党。

这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惨遭失败,中国工运陷入低潮,决定伺机开辟新的战场。刚刚成立的“圣诞会”,自然引起了党组织的关注。

神秘来客“满玉纲”

1923年4月,一位身材高挑、面容清瘦的中年人秘密来到四方机厂,他的名字叫“满玉纲”。不过,那是假的,他的真名叫王荷波。

王荷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书记。不过,这已经是1927年的事了。

王荷波(1882年－1927年),原名王灼华,福建福州人。父亲是衙门的小书办,相当于现在的文秘。继王荷波之后,家里又添了四个弟弟。因家境贫困,王荷波只读过两年私塾。1901年,母亲病故,19岁的王荷波去江苏江阴投靠姨父,在海军当水手。一年后,由于姨父去职,王荷波又开始漂泊,先后在大连青泥洼学机械,到旅顺枪炮局当机匠。1916年夏,到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当钳工,直至35岁才娶妻成家。

1921年3月,王荷波等人筹划成立了浦镇机厂工会,王荷波任会长。这天正赶上他妻子分娩,为庆祝工会成立,遂把女儿取名“职工”。

1922年6月,经罗章龙、王振翼介绍,王荷波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铁路第一个工人党员。1923年1月底,王荷波代表津浦路铁路总工会筹备组,到郑州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被厂方开除,同时遭当局通缉,被迫转入地下。

王荷波这次秘密来青,是以“五路联合会”(京汉、粤汉、津浦、正太、道清五条铁路工人的联合组织)的名义,与“圣诞会”骨干郭恒祥等人秘密接洽,并对这个民间行会进行改造。

王荷波对他们说,“圣诞会”扎神棚、供神像是迷信思想,但是不管通过什么形式,只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就好；不要光花工人的钱,要为工人多办些事情。他还说:“你们组织的‘圣诞会’,有铁匠、木匠、油匠等,行不同可心同,好比三兄四弟应抱成一团,拧成一股绳,这就叫团结。你们制定会章、戴徽章、唱戏都可以,这能壮大工人的声势。可是一千条一万条,别忘了为工人兄弟办事情是头条。”

郭恒祥等人听了心悦诚服,请王荷波介绍参加了“五路联合会”。

此后,在王荷波的指导下,“圣诞会”办起了工人俱乐部,制订了《四方机厂工人俱乐部简章》,建起了工人图书室,组织工人自己演戏,还准备筹办工人夜校。

1923年6月,王荷波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共9人一起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又被补选为中央局委员,是唯一工人出身、更确定地说是唯一铁路工人出身的中央局委员。

这次大会还有一个重要议程,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王荷波留下的照片中,其中一张是1924年5月5日,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国共两党成员为纪念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在莫利哀路孙中山寓所(今上海市香山路中山故居)集会合影。这张合影中,有毛泽东、胡汉民、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恽代英、邵力子等人。这是笔者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王荷波与毛泽东的同框合影。

还有一张照片是1924年6月、7月间,王荷波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合影。当时他的化名是彼得洛夫。中国共产党出席此次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有李大钊、王荷波、刘清扬、彭述之4人,其中李大钊与王荷波享有表决权。足见王荷波在党组织中的重要地位。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王荷波到汉口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并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但不幸的是,同年11月11日,王荷波在北京牺牲,是中国共产党牺牲的第一位纪检干部。

邓恩铭艰难落脚

王荷波离开青岛之后,邓恩铭到青岛继续开展工作。

邓恩铭(1901年－1931年),贵州荔波人,水族。1917年到济南投奔过继给黄家的二叔黄泽沛(曾在益都、淄川、沂水等地做官),并由二叔资助,1918年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921年,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领袖王尽美参加了中共“一大”。那年,他才20岁。

关于邓恩铭到青岛开展工作的具体时间,众说纷纭。山东党史研究室老同志曲琦认为应该是“1923年9月20日”。这天,邓恩铭给邓中夏(字仲澥,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写了一封信——

仲澥兄:

我已到此,暂寓职业学校校长处。

青岛系工商之地,而吾人活动只有从工人方面入手。商人情形坏极,抵抗产消【销】税,青岛即除外。至于学界则开办为日不多,故学生均寥寥。小学虽多,但均为旧派把持,不易入手,故欲号召群众运动,实属困难已极。

四方车厂工人因反对厂长极欲一动,惜余等均不得其门而入,诚属憾事!弟以为作劳动运动非置身其中不可,因外来者加入,十之九引起彼等之怀疑也。弟现拟向机务处谋工作,但因其处长(昔一中校长)感情欠佳,恐不易耳。

S·Y·章程及通告等,均请寄交督办公署工程处王象午收,因弟恐惊移至他处也。

此间生活程度颇高,日用超出预算之外,如果将来找不到工作,经济不免困难,兄能稍微补助乎?

在此地同志均疲于职务,无暇作党的活动,诚一极堪注意之问题也。不知他处亦有此种情形否?

关于工人组织法章程,请觅几份寄来是荷!

余俟再达。即侯

大安。并问诸同志均好!

来信均请用中式信封,因西式经常被检查。

又铭

1923年9月20日灯下

当时,邓恩铭的化名是“丁又铭”。邓恩铭的这封信,收入《济南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根据此书注解,“S·Y·”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邓恩铭开展工作的艰难。此信还引出三个人:

第一个是“督办公署工程处王象午”。

王象午(1898年－1941年),又名象舞,字堃生,山东诸城人。1922年1月与王尽美等一起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赴胶澳督办公署工程课工作。与邓恩铭一道,同为是青岛团组织和党组织创始人。不过后来因为关键时刻表现动摇,1926年被开除出党,后在青岛铁路小学任教。

第二个是“职业学校校长”,他的名字叫王静一。

王静一,字在密,山东诸城人,北京中国公学大学部毕业,原在济南教书,是邓恩铭的老师,师生之谊甚笃。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王静一来到青岛,任胶澳公立职业学校校长,兼《胶澳日报》社长。《胶澳日报》创刊于1923年,除本埠发行外,还向日本、朝鲜及欧美各国发行,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一家报纸。

还有一个人是“机务处长”,叫孙继丁。

孙继丁(1887年－1978年),字炳炎,山东蓬莱人,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1920年8月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1年被清华大学聘为物理学教授。1922年参与接收胶济铁路,并在接收后任机务处长。1949年3月至6月代理青岛市长,这是后话。

尽管邓恩铭与孙继丁当时同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校长,但因“感情欠佳”,邓恩铭没有谋到机务处的差事。后来,他在老师王静一负责的《胶澳日报》做了副刊编辑。

随后,邓恩铭把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他在1923年10月4日致“C.H兄”(C指中共中央,H,不详)的信中说:“我现担任《胶澳日报》副刊编辑,可是还没实行任事。”“四方极有希望,不过相隔太远,往返须费太大。我们的力量此刻实来不及,容当设法。”(《济南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

由此说明,党组织对四方机厂颇为关注。个中缘由,从王振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代表,后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11月15日致刘仁静(时任团中央委员长)信中可见一斑:“就组织上说,吾人今先应注意交通工人,假若交通工人组织好(交通工人较别种工人易于组织,因他们的智识可以说是完全具有新式工业的进取战斗的思想与环境),其他各种交通工人都在交通线之旁,自然成了交通机关的副产,交通工人自然具有领袖他种工人的环境与智识。以此理由,四方是胶济路唯一的机厂,人数亦最多之处,吾人注意胶济路,先从此点起。如此处弄好,全线马到成功,以至于沿路的博山、淄川、坊子、金岭镇(后三处即中日合办之鲁大公司所有)亦马到成功也。此山东精华区,有成功之望矣。”

此外,王振翼还曾于1923年11月14日到四方机厂考察过,且与郭恒祥有过面谈。他在信中说:“昨日到东镇(青岛地名)、四方走了一趟,在四方见着圣诞会长,名叫郭恒祥,此人不识字,但他做事的能干与智识却完全是新式机器之下有阶级觉悟的,这是环境使然,亦唯物史观之验证也。时半时际,约本星期六再会谈一次。”

有意思的是,这封信还是了解当时青岛生活状况的一个很好资料。信中说:“此行按你们预算五十元是不够的,青岛这地方的生活程度很高,上街去一次,至少需半元,每日差不多要花一元半,我也不敢多住了。”

邓恩铭在同年11月21日致刘仁静的信中,也同样有所反映:“我在胶报仅有饭吃,一切用费均需自筹,困难已极!前一允助办公费五元,至今未汇来；至盼!每月多加五元,则进行上必大有补益。因青岛地狭长而坡多,出门非坐车不可,到四方还需坐火车去。”

尽管生活捉襟见肘,但邓恩铭投身工作的热情却丝毫未减。因为他很快就把工作开展到了四方机厂。

“红色幽灵在游荡”

当时,四方机厂除“圣诞会”外,还有一个民间组织——“艺徒养成所同学会”。据“山东省情资料库”记载:“1923年夏,青年徒工李可文、丁子明等另行组织‘艺徒养成所同学会’,会员120余人,一厂两会,各行其是。”

四方机厂早期共产党员于维功对此非常明了,据他回忆:“我是1922年考入四方机厂艺徒养成所的。约在1923年底,‘圣诞会’成立以后,共产党的活动在四方机厂开始了。我们艺徒养成所的毕业和未毕业的同学,曾因厂方无故开除艺徒李某某,而进行罢工斗争。艺徒李某某是与厂方工贼发生冲突而被开除的,同学们认为厂方开除李某某是缺理的,如果这样下去,我们艺徒的工作、饭碗是无保障的,为了保障我们的饭碗,就推派代表赵世恪、牟宏纶和我十几个人去厂长室交涉恢复艺徒李某某的工作。交涉未成,我们研究进行罢工示威,斗争的结果我们胜利了,厂方被迫恢复了艺徒李某某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式成立了‘四方机厂艺徒养成所同学会’,并且挂出了牌子。这时在新老工人中形成了两个组织:老工人参加的‘圣诞会’,新工人参加的‘同学会’。”

自然,这种格局不利于壮大工人力量。1923年冬,“邓恩铭担任圣诞会秘书,圣诞会新订章程,以‘互结、互助、互爱、互学’为宗旨,取消对青年工人入会的限制,两会合并,会员增到500余人,在海港码头和胶济铁路沿线车站成立圣诞分会。”

关于邓恩铭与郭恒祥的接触与交流,莒县籍作家铁流和《人民日报》山东分社社长徐锦庚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作了这样的描述:

邓恩铭与郭恒祥见面后,就与他讲《共产党宣言》里的道理。郭恒祥有些不屑,说:“外国人还能管了中国的事儿?念书是你们先生的事儿,在我这里用不着!同资本家斗争,靠这些纸片片可不行。”

郭恒祥说完这些,扭头就走。

邓恩铭第一次碰了个钉子,第二次又来。这次,他脱了长衫,穿上了工友的服装,甩开膀子和工友们一样扛大包,吃着同样难以下咽的饭菜。

有次郭恒祥偶然到邓恩铭的住处,见他正在破被子上逮虱子,不禁大感意外,连声问:“你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邓恩铭笑了笑:“你们北方人都说虱子多了就感觉不到痒了,可我不行,晚上还是被咬得睡不着觉。”

郭恒祥大笑起来,笑毕说:“你可真是我们的自家人!”

邓恩铭趁势与郭恒祥谈起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把资产阶级推翻,才能过上当家作主的好日子,共产党人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等道理。

郭恒祥越听越有味道,不由对他刮目相看。

邓恩铭说:“这些道理都是《共产党宣言》里讲的,是那个大胡子外国人告诉我们的。”

一个红色的幽灵,就这样开始在四方机厂游荡……

“圣诞会”惹恼当局

就在“圣诞会”不断发展之际,全国铁路总工会悄然成立了。

1924年2月7日－10日,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大会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通过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

郭恒祥代表胶济铁路工人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铁总”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回青岛后,郭恒祥对工运工作更加积极主动,还到其他单位开展工运活动。

正如邓恩铭在1924年3月18日致刘仁静的信中所说:“四方机厂工会俨然就是青岛总工会的象征……四方会长郭(恒祥)本来就不坏,自此次铁总归来,勇气与决心更加百增,他俨然以山东总工会创办自任,以首领自期。现正进行电灯水道之组织,纱厂他已托人运动。”

信中还说:“美(指王尽美)、章(指王用章)都到青,后日四方大会,会后即与郭(恒祥)会商一切进行事务,俟的结果后即报告你。”

就在邓恩铭写这封信的第二天(3月19日,农历2月15日),“圣诞会”迎来了成立后的第二个“圣诞日”,郭恒祥照例准备演戏,庆贺一番,并报胶济铁路管理局和胶澳警察厅备案,但这次胶济铁路管理局迟迟不予表态。

其实,胶济铁路管理局早就对“圣诞会”不满了。据《青岛惨案史料》记载:

1923年8月23日,“圣诞会”发动全厂1200多人举行罢工,包围了胶济铁路管理局大楼,抗议厂方串通工贼栽赃陷害并开除了8名工人,迫使路局同意8人复工。

1924年1月28日,“圣诞会”发动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路局和厂方借故迟迟不发年终双饷和红利。胶济铁路各站段也相继而起,迫使路局和厂方宣布双饷和红利照发。

1924年1月,四方机厂颁布规定:“聚众要挟,有煽动罢工之行为者”“扰乱公共秩序者,均列为被开除之列”。结果,当工人自高密装运戏箱来青时,遭到军警阻禁,幸未酿成冲突。3月21日,路局突然增派30多名路警进驻厂里,并派机务处办事员李继葆宣布,将郭恒祥、郭学濂、张吉祥、耿化山四人一并开除。

郭恒祥等人“一面命工友不可妄动”,一面前去向青岛党的负责人邓恩铭和来青岛指导工作的王尽美汇报。他们经过研究认为,“圣诞会”为“青岛最得力之工会,实有举足轻重之势”,为顾全大局,不能因小失大,“该四人无论能否回去,决不激烈抵抗,俟实力充足再说。”郭恒祥等人“亦颇明此义,均愿忍耐时日,作秘密活动”。

在邓恩铭1924年3月24日致刘仁静的信中说,当时王尽美、邓恩铭替郭恒祥他们作一呈文,“用全体职工名义签名送交路局”,要求准予这四人复工,然终未获准。

四方机厂全体工人向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提交了诉辩书:“若非情出无奈,何敢另行诉辩,为此共恳督办怜悯无辜,垂恩拯救。”

4月7日,商埠督办公署给胶济当局发去了第128号公函:“四方机厂系贵局管辖范围,本署未便过问,但群工环求,亦不忍过拂舆情,故予据情函达贵局,烦为查照。”(《胶澳公报》第一一七期)

郭恒祥当起“阿庆嫂”

郭恒祥等四人被开除后,上级组织曾专门考虑他们的善后问题。

在1924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三届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中,有一份5月14日的《中央局报告》,其“附六:山东地方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青岛方面:四月有铁总委员为四方工会被开除的四人善后事,赴青埠(指青岛商埠)一次。决定留二人在青埠活动,并由铁总供给其生活费,余二人拟在别处找工作。但最近又接到该地报告云:该四人拟组一商店(工友集资),假此为活动机关。现在青岛一带如水道部、电灯部、港工……对于四人极信仰,尤其是沧口至青岛一带之纱厂工友二万余人,亦信仰其圣诞会及郭某之个人,所以亦有组织的希望。现在青岛恩铭同志为该四人的秘书,在该会代表会与铁总委员开会时通过的。”

郭恒祥等四人利用“圣诞会”的经费在四方开办了一个“会仙居”饭馆,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这有点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他们接待的客人中,有不少在中共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中共山东地委派来青岛支援工人罢工的刘俊才、王元昌等三十余人,以及铁总派来指导工作的代表吴雨铭等人。

刘俊才,又名刘子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劳动部副部长。王元昌,1929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与党组织失联。吴雨铭,后叛变,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死于狱中。诚可谓潮起潮落,大浪淘沙。

在四方机厂,邓恩铭的工作卓有成效。1924年,他先后发展了傅书堂、纪子瑞和郭恒祥等人入党。

这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全国形势紧张。8日,胶济铁路管理局以“值此战云弥漫之际,难免无过激派乘机煽惑鼓动风潮”为由,下令将“圣诞会”取消。

这让邓恩铭颇为焦虑。同年10月的一天晚上,在四方“三育小学”(时为党的秘密机关,校名由我党早期党员赵玉璋所起)内,邓恩铭以新闻记者身份,召集30多名工运积极分子开会。

会上,邓恩铭分析了当时形势,总结了“圣诞会”的经验教训,最后提出秘密组织赤色工会的建议。经大家讨论,接受“圣诞会”组织不严的教训,确定参加工会要有两个介绍人,并签名盖章。

会后数月内,秘密签名盖章加入赤色工会的达800余人,占全厂工人总数的60%以上。胶济铁路赤色工会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2月,邓恩铭领导四方机厂工人参与了胶济铁路大罢工,并取得胜利。

中共早期工运领袖邓中夏在1930年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这样评价:“‘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此时有一新生势力,为‘二七’时所没有,就是异军突起的胶济铁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1500余人,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于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