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西:这片土地上,火种曾燃烧
编辑:张斌 来源:解放日报 时间:2018-08-03 09:22:34 浏览:

上世纪20年代中期,沪西成为工人聚集地。上海近80万工人中有20余万是纺织工人,而全市58家纺织工厂中有近20家设在沪西。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经济上的榨取、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早已引发公愤。人们渴望改变什么,但还无力改变什么。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没有人天生甘于被奴役。在这片土地上,火种在燃烧。

1921年,江苏阜宁(今属滨海)遭遇水灾。顾正红和母亲几乎活不下去了。

过去生活虽然贫困,但泥墙草屋能御寒,挖野菜、割牛草,好歹能果腹。可是水灾一来,再无生路。母亲带他离家,一路拿着四鼻罐乞讨,最终抵达上海。在这里,顾正红的父亲顾宝书正在一家小油厂做工。

劫后余生,一家人在沪西一个贫民窟住下,父亲求人说了许多好话,把儿子介绍进上海日商内外棉九厂的布机间扫地。这一年,顾正红刚满16岁。

才16岁,已经壮实如一个成年人,但初进厂,不懂规矩,常常被东洋人的走狗——拿摩温打嘴巴、拎耳朵。小兄弟们劝他忍耐,可他如何能忍。到了发工资的日子,拿摩温又克扣不发钱给他。父亲劝他熬过三年再说,告诉他工人都要学会低头。但他不低头,趁人不备,顾正红偷偷拿着棍子把拿摩温打了一顿。他被开除了。

这不是顾正红一个人的遭遇。上世纪20年代中期,沪西成为工人聚集地。上海近80万工人中有20余万是纺织工人,而全市58家纺织工厂中有近20家设在沪西。这些纺织工人普遍文化水平很低,男工中一字不识的占50%到60%,女工文盲率占80%到90%。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经济上的榨取、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早已引发公愤。人们渴望改变什么,但还无力改变什么。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没有人天生甘于被奴役。在这片土地上,火种在燃烧。

半日学校埋下的种子

就在顾正红进入上海的同一时期,李启汉也来到了沪西地区。

1920年秋,这位曾在北京参加过五四运动,又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湖南青年,受党组织委托来到沪西,在小沙渡地区开展组织工人的活动。李启汉在槟榔路锦绣里一座日式二层楼房(今安远路62弄第3支弄178-180号)内开设学校。根据工人们做工的时间,分早晚两班上课,故称“半日学校”。这就是我党历史上最早开办的一所工人学校,也是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前身。

为了和沪西的工人打成一片,李启汉学会了流利的上海话,在教室里布置留声机、放唱片,和工友聊天、玩球,耐心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也在这样拉家常的场景中,质朴而自然地传播真理。

1921年,李启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他领导英美烟厂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胜利后成立上海烟草工会。同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他任干事兼《劳动周刊》编辑。此后,继续领导工人组织工会,培训了一批最早的工会领导干部,推动了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1922年6月,李启汉被捕入狱,之后“半日学校”被迫停办。(《上海工运志》)

但沪西火种未绝。不过21岁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嵇直接过了这项任务。他先在一家杂货铺旁摆了一个帮人代写书信的摊位,不久后就开始向熟客宣传认字的好处,久而久之,在他身边集聚起一群有志学习的工人,小型工人补习班又开张了。嵇直自编教材,从共产党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劳动周刊》 中找出与工人生活切实相关的内容,通过扫盲,向工人传播革命的道理。不久,嵇直的同学徐玮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又办了一个工人补习班,1924年,两个补习班合并成为规模较大的工人补习学校。后来成为瞿秋白妻子的杨之华当时打扮成纺织女工,和女工打成一片,鼓励女工也走进工人补习班。(《普陀区志》)

这些工人中,有内外棉五厂的戴器吉、十五厂的陶静轩、同兴纱厂的盛松林以及失业工人刘贯之等,均是工人积极分子。日商纱厂工人孙良惠,曾在半日学校读过书,又来到嵇直的班上课。不久,孙良惠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他也是上海纺织工人中的第一个中共党员。

1924年,中共中央决定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选址就在工人补习学校校舍内,即槟榔路(今安远路)和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拐角处的3间新建平房。其中,两间做教室,一间做文娱室,门前的空地作为活动场地。也就在这一年,想要反抗现状却又苦于不知何处下手的顾正红走进了沪西工友俱乐部。

沪西工友俱乐部

1924年9月1日,项英、邓中夏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到小沙渡地区沪西工友俱乐部(今安远路278-280号)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30余人。

成立大会上,大家拟订了《沪西工友俱乐部章程草案》,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俱乐部共设8个部,当时要求参加俱乐部的成员,要有两人介绍,为避免敌人破坏,会员不对外公开身份。凡是愿意听课的工人都可免费入学。邓中夏、李立三、刘华、恽代英、瞿秋白、杨开慧、蔡和森等党员都曾登上俱乐部的讲台。工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慕名而来,有时教室内坐不下,就到门前的空地上开课。

虽然对此有所耳闻的工厂监工和工头警告工人不许去俱乐部,但他们的威胁并未奏效。俱乐部成立后仅3个月,会员从二三十个发展到七八十个,这些会员中建立了党团组织,甚至俱乐部里面的桌椅板凳等,都是工人自家带来或捐资购买的。这些先进工人回到各自所在工厂,又团结了更多的工人,在沪西日商和华商19个纱厂中建立了俱乐部所属的秘密组织,总人数将近千人。

党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来发展初步组织。例如每厂有部员三人至十人者,即组织某厂基本小组,公推组长一人。有三小组以上者,即组织某厂支部,公推书记一人。而全体组长会议就是俱乐部“最高立法机关”,从而选举执行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中国工会逐渐成形,并渐次“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中国职工运动史》),还规定了会员的权利和义务,如:不得分出地域界限职位等项;不得顾及个人私利违反公共利益;不得有破坏本部和有碍部员之言动; 不得彼此互相争斗排斥倾轧。至于俱乐部的经费,当时规定入部每人例缴小洋一毛;常月费以部员工资为比例,十元以内的,铜圆十枚;十五元以内的,小洋一毛;廿元以内的,小洋二毛。

从这个俱乐部走出来的工人孔燕南、郭尘侠、李振西、王有福等,后来都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

澳门路300号

而在所有人中最有名的,也是最终将自己年轻的鲜血浇灌了沪西这片热土的,是顾正红。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党建立沪西党支部。2月,中共上海地方执委会(简称上海地委)邓中夏、李立三领导中共沪西支部,以沪西工友俱乐部为基础,为抗议日商内外棉八厂一名女童工被日本领班殴打和工人被开除事件,发动了小沙渡地区日商纱厂1.5万余人的同盟罢工,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罢工迅速扩展到全市22家日商纱厂4万余人的大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接受“不准东洋人打人”等4项条件,达成复工协议。顾正红参加了工人纠察队和罢工鼓动队,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到了5月,日本资本家撕毁协议。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在澳门路300号,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高呼“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

日本大班朝顾正红开枪,子弹击中他的小腿,他依旧振臂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起来,斗争到底!”敌人再次开枪,击中他的小腹,他紧紧抓住身旁一棵小树,挺立着。敌人又向他连开两枪,用刀猛砍其头部。顾正红遇难。

当晚,李立三赴小沙渡了解情况,决定于24日举行公祭顾正红大会。公共租界当局逮捕声援罢工的学生,5月30日,诬以“扰乱治安”罪审讯。党组织决定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了。在五卅运动中,沪西党组织壮大发展,当年9月,建立23个支部。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在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下,沪西工人先后参加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成立沪西部委,组成沪西工人武装队伍,21日,会同兄弟地区工人队伍,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顾正红一个人的生命定格在沪西。但无数工人的生命,从这片土地开始,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记者 沈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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