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在襄汾史话研究

作者：马玉胜 提供：贾学平

红军东征在襄汾刷写了东征历史上两个第一，即进驻山西省50多个县攻克的唯一一个襄陵县城和在山西成立的第一个苏维埃襄陵县临时政府。在襄陵荷汾城两县筹款最多。

1936年3月下旬，红军先遣部队进驻襄汾县境，至4月20日，历时20余天，足迹遍及全县200多个村庄。红军所到之处，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为红军筹款捐物。红军在襄汾点燃抗日烽火，播撒革命种子，全县200多名青年纷纷加入红军队伍。红军战士满腔热血地救国情怀和秋毫勿犯的严明纪律，在襄汾广大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一、抗日救亡与红军入晋

1931年9月，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1935年11月又制造华北事变。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获得全国人民的声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高潮。在山西，以太原国民师范为中心，成立山西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省城太原各大专院校学生和部分工人举行罢课、罢工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市民们涌集街头声援，帮助学生散发传单。

此时，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陕北，地瘠民穷，交通闭塞，是小红军的落脚点，大红军的出发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严峻形势，红军必须立足陕北向外发展。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向会议作军事战略的报告，强调：红军应当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为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绥远等省区。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一步筹划东征山西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明确指示红军必须执行在发展中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在山西吕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形成犄角之势。

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统帅1.3万人组成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入晋，开辟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根据地。此时的山西，正值经济复苏时期，作为“土皇帝的阎锡山”，既表示：上听命于蒋介石，又暗中与日本特务机构勾勾搭搭，同时严防黄河对岸的陕北红军。在红军入晋之前，他派出4个旅的晋军配合蒋介石入陕“剿共”，调集13个师所属26个旅晋军密布与黄河东岸到省城太原，形成“三线”、“六区”的纵深防御体系，严防红军进入山西。孰料阎锡山的“三线”、“六区”，经不过红军的闪电袭击。在红军入晋的75天中，红军以吕梁为中心，征战山西50余县，其中红军一部前锋到达距太原只有20公里的晋祠镇。阎锡山迫于红军的压力，只得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为消灭红军主力，又为染指三晋大地，急派10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与晋军合兵阻击红军；同事，陕、甘、宁的国民党军队也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围剿”。此时，周恩来已在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双方达成抗日的6条协议。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5月5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告“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及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至此，红军东征胜利结束。红军转战山西，共消灭晋军7个旅，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挺）……红军则补新兵8000余人，筹款30余万银元，红军宣传抗日救国，发展共产党员，在中阳、洪洞、赵城、汾西、蒲县、临汾成立中共临时县委和中共河东工委，还在汾西、石楼、灵石等县的农村建立中共支部；在襄陵、中阳成立两个县苏维埃临时政府；在晋西、晋中、晋南、晋西南组建一批游击队。

（参考《山西革命老区》第一章“山西革命老区的创建与发展”整理）

二、红军东征之前襄陵、汾城两县的形势

据《襄汾县军事志》记载：1936年春，阎锡山获悉红军东征的消息，派遣杨澄源为晋南守备司令，率69军一个师的兵力从临汾的土门镇进入襄陵县境，驻扎在襄陵、南辛店、古城一代。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进驻汾城县境，驻扎在德西毛、西贾、膏胰一带，阻挡红军东征。同事，命令各县成立防共保卫团，以防红军东征入晋。并且印刷大量资料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反共宣传活动。

襄陵县长康小民，遵照阎锡山的指令，从全县征集400多人组成防共保己团，集中到县城加紧时间日夜操练，并命令各区也成立防共保卫团，在主要交通要道设立岗哨，严查过往行人。县城周边控筑有护城河，城墙上除增加岗哨之外，还挂了许多酸枣刺和马灯，城门洞旁堆放了不少的装有沙石的麻袋。同时，对群众进行欺骗宣传，加紧镇压。当时，反动政府强压民众唱反动歌曲，散发反动传单其内容有：“共产党残恶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共产党共产共妻”，还有“富人要觉悟，穷人要知道，共产党来了一起都糟糕……”等等，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的魔鬼，在群众中制造恐怖气氛。阎锡山秉承蒋介石的执意，实行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法西斯办法，对群众抗日爱国活动进行血腥镇压，把许多无辜穷人当成“红军探子”给砍了头。只要身上带个红布条，红线绳，小镜子，铜钱什么东西，或者讲南方话或外地口音的人就当成“红军探子”给抓起来，更有甚者砍下的人头挂在城门楼上示众。致使当时路段人稀、商店关门，市民不敢上街。每天襄陵城内都有徭传：“红军打到什么地方了，杀了多少人，”使群众惶惶不可终日。

汾城县长张象乾与康小民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组建了防共保卫团加紧操练，到处散布反共宣传。还请来国民党部队一个连的兵力日夜严把城门。

在红军入晋之前，襄陵、汾城两县从县城到乡村形成了白色恐怖的局面，老百姓难于知道红军究竟是什么样的部队，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迷团，以至于对红军的到来造成了恐惧心理。

（参考：《襄汾革命回忆录》文稿）

三、临襄抗日游击队配合红军攻克襄陵城，

成立苏维埃襄陵县临时政府

1936年3月下旬，红军抗日先锋队沿同蒲路南下，从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进军襄陵县境。

一日，忽有二人国军打扮，骑着高头大马来到襄陵城下，口称国军，要见县长，县长康小民看见只有二人，便让进城接见。二人交验了证件，说国军不日即来增援，并和县长一同视察了城防设施，然后出城骑马扬鞭而去。事后才知道那二人就是红军派出的侦查员。

3月23日（农历三月初一），红一军团二师在师长刘亚楼、政委肖华指挥下，先头部队首先到临汾城西边的刘村镇与中共临汾中心县委取得联系，然后，步行到龙子祠找见中共临襄特别支部书记杨一木。据杨一木回忆：“1936年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临汾境内，红军一方面与晋军作战，一方面广泛开展地方工作。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红军，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这时，杨一木和红军二师政治部主任朱瑞、师长刘亚楼等领导接上了头，汇极了龙子祠游击队情况，后来襄陵县不少青年踊跃参加进来，增加到200多人，就改编为临襄抗日游击大队。在红军领导指示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汾河流域游击队，队长贾景云、政委杨一木，归红军二师五团指挥。这个游击队参加了攻打襄陵城的战斗。主要担负着守卫河防、维护社会治安和传达军事情报等任务。”

红军二师五团在团长兼朱瑞同志指挥下，把200多名游击队员分别编入各连排作向导，从龙子祠出发，兵分两路，一路步行到浪泉、齐村一带，一路向金殿镇挺进，把襄陵城包围得水泄不通。3月28日、29日、30日三天是佯攻，不断向城上射击，诱惑敌人。3月31日夜晚，红军主力2000余人，将县城层层包围。还在襄陵城四周的金殿、齐村、东柴、上靳等村布置兵力狙击援兵。

4月1日拂晓，总攻开始。红军主力以强大的火力猛攻南门，又在城东南角的魁星阁上集中几挺机枪，居高临下向城头堡敌人猛射。一时枪声震耳，杀声震天，把敌人打得退缩在东城门楼上。这时，南城门下和东南城角下各有30多个红军战士，架上云梯，攀上城墙，登上城楼。登上城楼的勇士们，兵分两路，一路攻打东门城楼，一路打南门城楼，一直打到县衙，敌人除少数逃跑外，全部缴械投降。天亮时分，红军共打死敌人近百人，俘获580人。警察局长朱宝玉被烧死在麦草中，县长康小民装扮成商人，被红军从“玉成德”杂货铺抓获。

红军进城后把“玉锦当”、“五兴当”、“吉兴当”、“五庆当”、“利生当”等5个当铺的财产没收，还把地主的财物分给穷人。根据群众举报还处决了一个恶霸。

第二天，红军宣传队在宣传科长舒同率领下，在街头表演文艺节目，唱《红军东征歌》，张帖《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

4月7日，成立了苏维埃襄陵县临时政府，主席杨一木。处决恶霸XXX的布告，就是以苏维埃襄陵县临时政府的名誉发布的。政府主席署名杨一木。

临时政府积极配合红军指战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动群众筹款扩军，开仓济民，砸监放人。对俘虏的县长康小民和商会会长师维铎等公职人员经过教育，在征得群众意见后，连同防共保卫团500余人予以释放。

杨一木同志在1991年12月11日向来访的襄汾县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泽培讲述：“攻打襄陵城的某团政委叫罗华生，这个人现在铁道部当政委。攻打襄陵城我们是从西南打进去的，敌人的防守力量重点是北面，我们只佯攻北面，只一个小时就攻打进去了。活捉了县长康小民，处决了恶霸XXX。还成立了苏维埃襄陵县临时政府。杨一木担任主席，并刻了印章。处决那个恶霸时，就以苏维埃襄陵县临时政府的名誉出的布告，署名主席杨一木。”杨老说当时自己的名字不叫杨一木，就是那次出布告时改的名字。红军走后，曾因署名一事敌人窜到临汾抄了杨一木的家，其母亲被捆绑吊打……。时年，杨一木80岁，已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岗位离休。

（参考文献：《襄汾革命回忆录》《襄汾县军事志》）

四、红军从襄陵兵分三路向东、南、西南进驻

襄汾县200多个村庄宣传抗日，筹款扩军

红军攻克襄陵城之后，即刻兵分三路向东、向南挺进。中路军跨过汾河沿同蒲铁路，经上靳、张礼、贾庄、赵曲、史村等地直达侯马。右路军沿东柴、南辛店、古城、曹家庄、南北膏胰等村包围汾城县城。左路军跨汾河经鄢里、西侯、邓庄、陶寺、史村、荀董、连村、西贾、东西彭村、赵康南下新绛县。

中路红军到达贾庄村后，阎锡山派往晋南的守备军总司令杨澄源，得知红军打到他的家乡，急忙调兵赶来，与红军在贾庄以南的朱家圪塔激战。右路红军经南辛店直逼古城，当时古城隶属汾城县管辖，由原防共保卫团防手。红军从东北角向古城镇远射开枪，守城敌人应声毙倒，守军骇然四处崩溃，村长大开城门，红军顺利入城，在几个当铺和钱庄筹到很多银元。到南膏胰村，红军的首脑机关驻扎在地主梁霞民院内。4月5日，红军包围汾城县城，县长张象乾及守军龟缩城南，汤恩伯部队数千人已接近汾城，红军未与其恋战。第二天即向南挺进。左路红军到达陶寺村时，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住在陶寺村南河里一位农户家中，其他士兵在大街上张贴标语，宣传抗日。4月4日，红军200多人在史村镇，防共保卫团郑队长率领280余人与红军激战3小时，红军受伤20多人，向南转移。4月6日，红军左路军先遣部队在西贾乡西毛沟与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队接火，无形成大战，红军有意避开锋芒，向南挺进。4月9日，红军二三千人在古城镇一带与阎军杨澄源部激战数小时，红军向西南方向转移。

（参考《襄汾革命回忆录》）

下面列举红军进驻几个村庄的情况

<一>红军到陶寺，人民迎雄师

陶寺是个较大的村庄，距襄陵县城15公里，近3000人口。据曹志恩、王德功编写的《陶寺烽火》一书记载：1936年4月5日，红军二师宣传科长和民运科长赖际发带领一个营的兵力，从襄陵渡过汾河，跨越同蒲铁路，穿过几个村寨到达陶寺村。二师政治部主任朱瑞住在南河里一户农民家中。红军战士在大街上刷写标语，学生们积极帮忙搬凳子、搭梯子、送浆糊、贴标语。标语内容有：“加强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青年人石治顺、李根辰、段希恩、李斗峰、王来顺等跟着红军战士，一遍遛马，一遍询问怎么样打鬼子。这些战士把他们当做小兄弟，拉着他们的手边谈笑边唱歌边讲述红军抗日的故事。马遛到碾圪垯时，钉掌师傅看到马的前后掌都磨光了，便喊来助手非要给马钉掌，三下五下给马蹄掌好了，红军战士急忙付款，掌柜的怎么都不收钱，双方推来推去，只好收了少许钱。老百姓看到红军战士们十分可爱，亲切地拉着他们到家中吃饭，都被红军谢绝了。村里的几个干部帮助红军买菜，群众都不好意思收钱。一些群众给红军送来粮食、蔬菜，热情的为红军提供各种方便。

上午时分，在街头的群众都夸奖红军纪律严明，群众不断的云集到老爷庙，听取红军首长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讲述红军抗日的道理。会后，红军又把从士豪劣绅家和“义顺”当铺没收的衣物分发给穷人。群众激动地拉着红军战士们的手，连声赞扬。

在红军和村干部的努力下，本村青年王来顺等六个人参加了红军。

（摘录于《襄汾革命回忆录》）

<二>红军东征在西中黄，拆散当铺群众欢腾

西中黄村是原汾城县一个较大的古村落。据1911年出生的赵秀夫（原石楼县县长）回忆：1936年4月上旬，红军东征到西中黄，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写标语，画漫画，宣传抗日主张。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官兵不分，说话和气，群众亲眼看到红军比阎锡山部队好得多，人们开始和红军亲近。西中黄有老财开的一座当铺——“裕丰当”。什么叫当铺，是穷人急于用钱时拿上物件到当铺里去作抵押品，一般来说是当头半，就是物品本来值十块钱，至多能当五块钱，大多当不到这个数。每月二分半利息，赎当时本利一起祘，还有一定的限期，逾期不赎，即为死当，物主即失去了自主权，物件即归当铺处理。群众对此十分不满。

红军到村后，占领当铺，号召群众拿当票无偿的来取当物。这个消息一传开，周围村的群众像赶会一样，到西中黄取当。群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拆散当铺，确是一场痛快淋漓的革命做法。群众拿到自己的金银首饰、绫罗绸缎、衣服被褥、古玩玉器等无所不有。群众笑逐颜开，十分欢腾。广大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代表穷苦大众的军队。于是家里穷困的青年赵富城等八人，在4月20日跟随红军到了延安。

（此文摘自《襄汾革命回忆录》）

<三>贾罕人民欢迎红军，捐款捐物支援抗日

据《贾罕村志》记载：红军在贾罕住了十天，群众天天聆听抗日救国教育，感动地一些有钱人家坐不住了，榨油厂老板崔连魁主动拿出500现大洋，捐献一头骡子；金贷铺东家陈其孝拿出300现大洋和一匹枣红马捐献红军。青年人武马驹、陈金等人参加了红军。

贾罕村位于襄汾县城西北方向6公里，全村人口2000多人，原隶属于襄陵县，村民自古有榨油、种果蔬致富的传统。1936年4月初，红军十五军团81师在师长贺晋年率领下，进驻贾罕村。红军入村后，张贴标语宣传抗日，标语内容有：“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跟着红军出征，志在救国救民！”……。红军战士给农民讲述，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穷苦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闹革命，才能过上好日子。”

五、挖掘整理红军东征在襄汾历史，

继承革命传统，发扬优良作风

八十一年前，红军东征在襄汾20多天时间，足迹踏遍了东西两山农家窝铺，抗日救国的声音播撒在汾河两岸，至今，人们还传颂着红军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守记军队打胜仗，群众是靠山。严格执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爱国人士抗日救国。老百姓把红军看做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积极支持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现将红军东征入晋时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综合分析如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坚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行军方针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开会时决定红军东征到山西，确定的总目标是：宣传抗日救国，筹粮筹款和扩大红军。这既是东征入晋的总目标，也是红军东征的三大任务。绝不是到山西与晋军作战，消灭阎锡山的部队。为此，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强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句话就给红军入晋奠定了行军方针。翻阅红军东征入晋的历史，无论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从晋中到晋南，还是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从晋西南到晋北，历经50多个县，唯一在“金襄陵”攻克了一个襄陵县城。凡是阎锡山屯兵多，武器精良的部队所在地，红军尽量避开敌人的锋芒，绕道而挺进，以避免伤亡。红军准备攻打赵城、洪洞等县城时，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如城高难下，不必强攻，以扩大宣传，扩大红军为第一”。当日，红一军团决定放弃攻克赵城和洪洞的计划。再如，在襄陵境内，遇到杨澄源领导的国民党69军时，红军在贾庄村南边与敌军交战期间，尽可能的退让，不与其死打硬拼。4月6日在汾城县境内的德西毛沟遭到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队三四千人的包围，红军想尽办法寻找敌人的薄弱点，尽快设法突围，以免伤亡。紧接着，红军已经包围了汾城县城，中央军汤恩伯部队赶来时，红军指战员分析敌人兵力强大于我，立即决定放弃攻打汾城县城的计划。认真执行了“打不赢就走”的方针。

从以上事例，进一步证实，红军是一切行动听从党指挥，牢记总目标，执行总方针的模范。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比，蒋阎匪军处处显示自己强大，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红军指战员是以大局为重，从全局出发，知己知彼，在详细调查研究后，然后才决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确保红军入晋总目标的实现。

<二>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爱国仁人志士共同抗日

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即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反对最主要的敌人，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6年4月1日攻克襄陵县城后，经过广大民众同意，不几天红军就把县长康小民和商会会长师维铎从监狱放出，让他们带领民众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店铺开门营业，并且积极为红军抗日捐款捐物。各个店铺争先行动，捐献了不少银元。同时，打开监狱释放被押人员，包括400多名防共保卫团人员。这些人被放出监狱后都宣传红军是抗日的军队，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出钱出力支援抗日，不能当亡国奴。

进驻各村庄之前，红军各师团认真学习3月1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是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

红军进驻各村庄之后，广泛动员所有绅士们积极参与抗日救国行列，号召爱国的大财主，知识分子和富豪人家行动起来，在国难当头家家户户都要奉献爱国之心，人人要为救国出钱出力。例如，《襄汾革命老区》书中记载：红军进驻曹家庄乡盘道村，大财主原树祯先生（高级知识分子），了解到红军是抗日救国的部队，主动为红军战士们腾出三座大院子和马房，还让伙计们为红军烧水、做饭，为红军骑兵供应草料，并捐献了一部分银元和粮食。红军撤离盘道村后，原树祯把自己的女儿原莺和儿子原烈送到延安参加了红军。在原树祯先生的带动下，群众觉悟了，认识到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大部分家户腾出房子为红军住，群众为红军战士洗衣服、做鞋袜。红军走时群众夹道欢送，并送给红军两匹马，一头骡子、一支猎枪等。

《襄汾县古村落》第三辑记载：4月5日，红军一部分队伍由陶寺村两个青年人带路到达安李村。村长梁造舟（爱国绅士）在大庙里热情接待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听取红军演讲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青年人帮助贴标语，散传单。梁造舟带头为红军捐款的同时，还深入五户大财主家中做工作，动员富户们家家捐款。在大财主xxx家的北窑内挖出一罐银元，全部捐献红军。梁造舟带领村干部挨家挨户动员青年人参军，本村有：李逢元、李振江、邓庙记、毛全锁、李洪元、张胜云、张正爱、李福绪等九人参加了红军。红军走后，本村李策安、王锡璋、李绪安三个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安李村第一个党小组。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在红军东征期间，红军指战员们在襄汾境内，所到之处都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坚决予以镇压，把他们的浮财分发给穷人。对于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拥护抗日救国的士绅们，满怀热情欢迎，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在大多数集镇、乡村均有鲜明的事例，足以说明，抗日救国是全民族的任务，只有坚持爱国统一战线政策，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三>依靠群众，严惩土豪，捐款捐物支援抗日救国

兵民是胜利之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部队打胜仗，群众是靠山。红军进入襄汾境内，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的基本路线，从包围襄陵县城紧紧依靠临襄游击队引路，到成立苏维埃襄陵县临时政府镇压恶霸，时时、处处听从人民群众的呼声。据杨一木回忆（杨给王泽培讲述），4月1日攻克襄陵县城之后，红军发动群众处决恶霸xxx时，并把有民愤的大财主乔xx，卢xx，亢xx等老板押到大街示众，在严肃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这几户大财主和“隆泰裕”等十多个大商店掌柜们争先恐后给红军捐款捐物。县长康小民被释放后，立即组织财政和银行为红军捐款，并派出几辆马车带上粮食、面粉等物资，由红军战士押运，从乡宁、吉县渡过黄河运往延安。

《古城镇志》记载：“古城是商业重镇，在民国时期，古城镇上交税金占汾城县一半。”“农历三月初九日，红军从司马出发向京安前进。京安村长梁保山率领群众出城迎接，并向抗日先锋军捐献晋绥地方铁路票数百元作军费。”当时，古城由国民党汾城县四区区公所和防共保卫团（住关帝正庙）据守。红军一方面派人向古城守敌送“劝降书”，一方面控制了京安东南角文昌（魁星）阁这个制高点。古城守敌拒不投降，据守在东北城角孤仙楼内的守敌，不时伸头向北窥视，红军发现此情况后，举枪一击，敌人毙命，守军为之震慑，立即下令整队从小南门逃跑。红军进入古城后，贴标语，散传单，开大会，做讲演，在街头表演文艺节目宣传抗日救国。接着在商会会馆，召集各店铺老板开会，发动各店铺掌柜们为抗日救国捐款捐物。南高刘家的“川心店”和“世昌当铺”带头捐献出不少银元，接着“万镒永”、“大源恒”、“福元会”、“积成丰”等四个钱庄和“德泰厚”等6个粮店和“聚美恒”等5个棉店积极捐献了许多金银财宝和不少粮棉。红军将各当铺的衣物、手饰等集中到花庙午台，凭当票让当者领走。红军在古城依靠群众打土豪、分浮财、救济贫苦百姓的举动，深深感动了当地群众。离开古城时，红军雇佣七八辆大马车将市民们捐献的钱粮衣物打包，运往延安。

红军进驻南高刘家筹款最多。景毛乡南高刘家是山西省财富最多的大财主之一，民国时期，南高掌柜刘笃敬曾担任山西省商会会长，100多个商店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在河南省南阳、方城、叶县、社旗、范县等有土地两三万亩，在南阳县开办有恒昌银号，在运城盐池是大股东。人称“刘千万”，万贯家产的大富豪。家中有部队，称为“勇兵”，最多时勇兵四五十人，骏马大几匹，有长短枪支、土炮。据当地群众回忆：四月上旬，红军一支部队由史村镇直奔南高村，当即召开村民大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号召群众捐款捐物。在爱国民众的带领下，红军包围了刘家八座大院，动员刘家佣人、伙计们提供线索，劝告账房院先生们交出账本，勒令金库院守库人员交出钥匙，把刘家掌门人刘培厚、刘培植等叫到一起，当面清点金库内的元宝、黄金、银元、支票等全部装箱待运，同时留下文字手续。另一方面，红军还把其他衣物、生活用品分发给本村穷人。通过红军指战员悉心地做思想工作，掌柜的刘培植安排学校做好饭招待红军，并捐献出家中勇兵备用的德国造盒子枪80支。红军临走时，刘培植安排家中十多辆马车，带上金银财宝、粮食衣物，由红军战士押送到延安。

据中央一位领导讲，红军在襄陵和汾城的筹款，可供红军用三年。

（参考“襄汾文史资料•晋商专辑”）

<四>严格纪律，关爱百姓，红军以模范行为感染鼓舞群众

中国工农红军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制定了严明的纪律，当时叫“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逐步改进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制度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或叫行动准则。人民军队依靠小米加步枪，之所以能够战胜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纪律严明。

红军东征入晋初期，先锋军司令部就把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作为行军准则。强调各兵种、各部队做到官兵一致，爱护穷苦百姓，不许踩踏群众庄稼，不许打骂群众，严格要求一切缴获要归公。

1936年4月上旬，由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领的红军一军团到达汾城县西山脚下的三公村，部队首长与村干部接头后把三四百名指战员驻扎在二郎庙、伯家庙、龙王庙、圣母庙以及普明寺、卢家阁等地休息。不明真相的地主、豪绅和部分群众闻风逃跑到西山躲避。不两天，老百姓看见红军战士态度和蔼，纪律严明，消息传到西山，人们纷纷跑回来聆听红军讲述抗日救国的真理，接着发动穷人揭露蒋阎匪帮的罪行，控诉本村地主恶霸欺压群众事实，红军带领穷人们斗地主、打土豪、没收富豪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穷人。在事实面前，老百姓看清了红军是为穷人服务的部队，许多群众支持自己的孩子参加红军。当时参加红军的青年有王天玉、王林红、赵冨成、杨小黑、张石红、王文等10多人。

（参考《三公村志》）

红军十五军团八十一师在师长贺晋年率领下进驻襄陵县中陈、贾罕、司马等村，各村的墙壁上张贴的标语写着：“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从中国赶出去”，“跟随红军出征，志在救国救民”……红军战士们走访群众，为穷人打扫院子，帮穷人担水、磨面，红军召集群众开会讲述红军抗日救国的故事，号召广大民众为红军捐款捐物，动员青年人参加红军共同抗日。老百姓深受鼓舞，中陈青年人陈宝等五人参加了红军，到延安后给聂荣臻司令员当警卫。司马村马喜娃母亲看到红军战士每天把街道打扫的干干净净，还给他家担水、磨面，这位老人感动地说：“这个部队比哪个部队都好”，她主动把第四个儿子叫喜娃送到大庙里跟随红军走了。在马喜娃母亲带动下，穷苦人家的孩子郭全管也参加了红军。

（参考《襄汾古村落》）

《山西干部老区》记载：5月1日，红军准备返回延安时，毛泽东率总部抵达永和县黄河东岸上退干村，5月2日，毛泽东在上退干村关帝庙，对红十一团政治委员李志民布置：“大部队已经开始过河，估计敌人八九点钟可能赶来，你们后卫团过河前，要在沿途20多里的行军路上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情况，检查东西还了没有，房子打扫没有，门板上好了没有，有没有踩坏老乡的庄稼；在村庄里，在行军路上，有没有丢下的东西，留下路标，发现红军丢下的布条，碎纸，纸烟头，烂草鞋，统统收集烧毁。……”

红军东征到襄汾已经时隔80多年了，在丁陶大地上，人们还在传颂着红军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眼下，在全国开展的“两学一做”和“讲政治、知敬畏、守规矩”活动，更应该结合学习红军东征的革命传统，优良作风，教育广大干部向当年红军战士那样模范的遵守党的纪律，不忘初心，忠于职守，为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简介

马玉胜，男，1942年生，1962年10月参加工作，2002年10月退休，襄汾县安监局副局长。退休后，曾担任襄汾老松树文化社社长，老区建设促进会副秘书长、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联系电话：15835742602

贾学平，男，1949年生，1968年参加工作，2002年退休，退休前任襄汾县档案局党支部书记，退休后参加襄汾县老松树文化社，任副社长兼秘书长。

联系电话：18835783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