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如 其 人

——写在王云鹏先生《我记忆中的陵川》出版之前

苏金松

冬初，我接受了县政协一项校对书稿任务。他们准备为王云鹏先生出版《我记忆中的陵川》文集，我就是帮助校对此书稿的。

王云鹏先生是我县著名的学者、方志专家，也是我的恩师。我们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交往，至今已有三十余个春秋，而且我两愈来愈成为关系甚密的“忘年交”。王老师著书我早知道，稿将成书，我还应为他祝贺呢。

国庆节前的一天，王老师打电话叫我。我去到他的书斋，他说：“书稿我已看过几遍了。我身体不好，冬天在陵川怕犯气管炎，准备国庆节后到晋城市女儿家居住。走后，想让你帮我校对一遍稿子，看行不行？”说话间，眼里露出希望的神色。说实话，年轻时，我与王老师交往，就是仰慕他博学多才，我俩志同道合，而且他对我是耳提面命，诲教不倦，我在王老师身上受益匪浅。我喜欢研究中国历史，也经常浏览地方志。要不是有这些前提，自己就是有心为王老师校稿，真还无能为力呢。现在王老师这么相信我，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从政协拎回一大包沉甸甸的书稿，既是王老之托，也是与公一项义不容辞的工作。

在为王老师校书稿二十余天的日子里，我硬是一字一句一个标点也不放过，一丝不苟将书稿阅了一遍。我时时被王老师全书丰富的内容、翔实的史料所惊叹，也被他的严谨治学态度所鼓舞，更为他顽强的写作精神所震撼。真难想象，一位年已八十岁的老人，还有这么大的决心和毅力著书立说。与其说是校稿，还不如说我是对王老的大作先睹为快。我越看越百感交织，越看越思绪万千。文如其人，看着文稿，一位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比热爱，知识渊博，有着顽强写作精神的恩师出现在我的眼前。

王老师书稿洋洋四十余万言，从实录角度对陵川自“九一八”日寇侵华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历史及各业的发展，作了堪称全面、客观的叙述；介绍了我县大量的文物古迹和重要胜景；附录有古文化研究成果。全书分五类，127篇文章。统观起来，俨然是一部小型的《陵川县志》。准确点说，作品是对《陵川县志》一个有益的补充。

王老师1926年出生于陵川县潞城镇上郊村，青少年时代生活于兵连祸结动荡不安的社会，他目睹阎锡山、国民党统治，日本强盗蹂躏下陵川人民的苦难生活，对反动势力深恶痛绝；他早年参加革命，受到党的教育，亲眼看到我党我军怀着解救民族之心，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由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有着滚烫般的真情。在他的作品里，王老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和观点十分鲜明。

在“革命斗争”类中，王老师收集了《抗战初期党在陵川的基本活动》、《牺盟会在陵川的基本活动》、《解放陵川的光辉里程》、《支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斗争》，凡18篇文章。文章字里行间，他以高亢的激情歌颂了我党我军的丰功伟绩。他总结到我党在抗战初期的革命成果时，写道：“抗战初期，我党我军领导全县人民取得了可歌可泣的辉煌胜利。最突出的表现是，镇压了以段虎卿为首的潜伏汉奸，驱逐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总指挥部，打倒了阎锡山的顽固县长师人凤，赶走了李郁才率领的国民党晋南工作团，歼灭了惯匪头子曲多扬的豫北土匪武装……从而把我县建成了太行南区一块巩固的老革命根据地”。在《牺盟会在陵川的基本活动》一文后，他直抒胸臆：“值得缅怀的是，我县还有1000余名牺盟会员都壮烈地为国捐躯。他们的英名必将彪炳史册，同巍巍的太行山一样千秋永垂！”

与此相反，王老写到日本强盗、阎匪、国民党反动派沆瀣一气，荼毒人民罪恶时，则以辛辣的笔触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声讨了他们的滔天罪行。王老对抗日战争时期驻守在陵川的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则作过如此刻画：“范汉杰人称常败将军，日寇一来就逃往山区。陵川人民送给他一个‘穿山甲’的绰号。”写这帮刽子手残杀人民，常疾呼：“其手段之毒辣令人发指！”

王老师对日本侵略者扫荡陵川，实行“三光”政策，给陵川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给予无情的揭露。如在《日伪盘踞县城二年纪实》中写道：“全县几乎数以千计的山庄窝铺，到处行人稀少，鸡犬绝迹，庐舍倒塌，田园荒芜，简直变成了一片死寂荒凉的世界。此情此景实在令人沭目惊心，惨不忍睹！”这些描写，使文章具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

王老师书稿广征博采，有许多篇是鲜为人知的历史珍贵史料。像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晋南工作团、陵川西区政府在陵川的活动内幕，由于时过景迁，很少有人去探讨、去研究，甚至《陵川县志》上都成了空白。王老独辟蹊径，用了很大精力查资料、作调查，终于写出了很有价值的文献。像“纪事本末”中的《军统晋东南站揭秘》一文，曾在山西省政协所办的《文史月刊》2001年6月号重要位置中刊登，在山西省影响很大。使军统晋东南站在太行陵川的罪恶行径昭彰于天下。这实在是王老文史研究的重大成果！

“各业追述”类中的13篇文章，王老采取了志书的编写法，他对这一历史时期内，陵川的农业、工业、林业、牧业、交通、商业、邮政、财政、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变化情况作了客观的叙述，是一章不易之论的史志资料。

“文物胜景”类中，王老写出了全县50余处胜景圣迹介绍性文章41篇。我听王老师说过，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做文史工作时，曾对全县村镇庙宇作过普查，记下了许多文物资料。随着时代变迁，一些文物古迹消失了。他说，这些资料就显得更为珍贵。离休之后，王老不断潜心研究我县丰厚的文物古迹遗产，写成文章把它陆续介绍给大家。他以睿智的目光，指出了陵川发展旅游事业的前景，王老实在是很了不起的！本书中，他第一次这样系统地把文物古迹、胜景写出来留给后人，意义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这些文章中，王老特别对崇安寺、西溪二仙庙、礼义南、北吉祥寺、崔府君庙、龙岩寺、小会二仙庙，王莽岭等景区详细作了考证和描写。写了它们的始创和沿革，建筑及特色，还搜集了发生在这里的民俗和奇闻轶事，有较强的知识性、趣味性，使人读来像品味着一筵美味佳肴，使我们对陵川油然产生一种甜甜的爱意。我说，“文物胜景”对促进陵川旅游事业的发展会大有裨益的。

《我记忆中的陵川》中还有一个“附录类”，有16篇学术研究文章。多写我县金末元初的思想家、政治家、学问家郝经，也写金末大文学家元好问，写陵川古代七状元，甚至研究到南召武氏家谱源流。这些文章，是王老在1997年为县政协编写《郝经研究集》之后，新又撰写的。文有独特的观点，论述十分精辟，是不可多得的著述。读者看看一定会爱不释手，会对我县古文化、古名人有进一步的了解。

校对着恩师的书稿，我不时惊叹王老从何掌握了这么多的历史史料？王老的时代经历固然是重要的，但我认为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善于学习，善于调查研究，善于写作。我知道王老的生活，一天除却吃饭、睡觉，很多时间都在看书学习。学习中经常摘抄，王老现存的读书笔记有几十本，有些很破旧了，还是小心翼翼的保存着，像家珍，像瑰宝。他经常有意识地进行调查研究，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为了查清一桩历史史实，他向老干部、老农民、老工人、老职员、老教师作访问，有时，连囚犯都成了他调查的对象。他就是从三教九流人的口里，获得了第一手资料。王老很善于写作，他在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深思熟虑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文章写出后，他变得像一位少年，异常高兴，心里也感到十分满足。这些文章，就是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积累出来的。

从王老师的文稿中，我还看到他老人家治学非常严谨。在百十篇文章中，他写到的历史人名、历史时间、历史地名、历史概念不仅众多，而且自然地有交叉现象。但他不管写到哪里，这些个人名、地名、时间、概念都非常相符并十分准确。这与他严谨写作态度密不可分。校稿中有一个小故事：有一天，王老师从晋城给我们来信了。信中特别提出文稿中有几处需要修改，如“原文写的是‘在南岭状元峰下建有七状元塔’，应把‘状元峰下’四字去掉。因为状元峰在东川，状元峰下原有七状元祠。”还有“李俊民是逝世于故乡崔村，而不是逝世于松山”等等。王老内疚地说明，这些错误原因是“因病急于到晋城，稿没来得及统一修改”。王老能从几十万字的文稿中想到这些秕漏，足见他为文已达到了细针密缕的地步。

校着厚厚的书稿，我还一直惊讶王老哪来这么大的精神和毅力著书？王老师以届耄耋之年，而且，他二十多年来就患上了气管炎，严重时引发肺气肿，经常气喘吁吁地一口气也上不来。按说，他早应该面壁疗疾，坐享清福，颐养天年了。偏他是个不肯封笔之人。不管自己在如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紧握如椽大笔，笔耕不辍。他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忽然想起王老师对我讲过的一席话：“学术研究成果不应该仅属自己的，更应该是属于人民群众的。它同水稻专家袁隆平培育的优质水稻为同一道理。我想，能在自己有生之年将平生所学，遗交给党和后代人，我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我想，也许这就是王老师发愤著书立说的精神支柱吧！

这是他无私奉献的精神！这是他崇高的品质！

《我记忆中的陵川》是王老师用自己的毕生心血写成的一部信史，也是对陵川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热爱家乡教育的好教材。它出版的意义，不仅在当今，更重要在将来！

校稿中，我在书案前时间一长，不禁眼酸背痛，力不能支。但一想起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比热爱，知识渊博，有着顽强写作精神的恩师王云鹏先生，立时，我精神为之一展，浑身就有了力量。我想尽快让文章脱稿，把王老的《我记忆中的陵川》郑重地奉给广大读者！